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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鳳凰佛教出品

    【92期】常海法師:“佛學院”何時能為自己“正名”?

    2017-05-02 08:33:18 鳳凰佛教 常海法師

    常海法師:閩南佛學院講師(圖片來源:鳳凰佛教) 

    “佛學院”是近現代中國佛教界普遍采用的新式教育模式,旨在培育僧才、熔鑄精英、續佛慧命、解行并重,同時也是模仿西方近現代高等教育批量生產人才的搖籃和基地。“佛學院”在近現代也為中國佛教培養了大量佛教管理、研究、弘法、布教等方面的僧才。自上世紀初楊仁山(1837—1911)居士捐出私家住宅創辦祇洹精舍開始,中國佛教近現代教育正式開啟“佛學院”時代,時至今日,各種類型的佛學院已經遍地開花,“佛學院”其名造成的課程設置及教學內容自相矛盾等問題日漸凸顯,中國佛教界應該對此問題進行理性的思考和反思。

    閩南佛學院(圖片來源:鳳凰佛教)

    “佛學院”發軔濫觴:貢獻和局限

    自從上世紀初楊仁山居士首次發起祇洹精舍的佛教教育先河開始,繼之太虛大師(公元1890——1947)即在武漢首創僧伽教育的武昌佛學院,爾后又于四川創辦漢藏教理院為止,中國佛教開始逐漸意識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歷史與現實的規律性、客觀性、文化性和知識性。以及“采用現代全日制學院”以培養“高質量、高水平”的現代型人才的重要性、必然性、現實性和迫切性。于是,全國佛教大大小小的寺院紛紛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創辦或復辦了眾多“大、中、小”不一的三種類型的佛學院、培訓班和養正院等具有與傳統佛教寺廟師徒相授、相互問難(如:臨濟宗四賓主中“主中賓、賓中主、賓中賓、主中中等”)的培育人才方式不同的院校。據不完全統計中國大陸境內的“佛學院”將近36所(國家宗教局網站統計)。這些充滿同質化、粗放型的佛學院,無論是從組織結構、課程設置、學制年限、教學方法等方面,幾乎沒有任何創新性的思維、辦法、模式與理念。尤其是在“佛學院”的名稱上一律沿用上世紀由楊仁山居士、太虛大師等,因應時代急需而提出的“佛學院”名稱,更是從臺面上折射出當代佛教教育的固步自封、墨守成規與因循守舊。這從表面看來當前“佛學院”的院校名稱,似乎不會存在什么實質上的問題或概念上的不妥,但是設若結合教育和學術的基本特點和內在規律,我們不難發現佛學院的名稱的確存在“斷句”、“名實”之間的復雜而糾結的難解問題。

    四川尼眾佛學院(圖片來源:鳳凰佛教)

    “佛學院”之“斷句”:兩難困惑與模糊處境

    首先,我們是先斷“佛”字,后斷“學院”?還是先斷“佛學”,后斷“院”字?

    如果我們先斷“佛”字;再斷“學院”,那就意味著我們是在通告世人,我們的“佛學院”就是屬于專門學習和教授“佛的教說、佛的戒經”的學院,佛以外的其它任何有關佛學的文獻、資料、論著、注疏、歷史、哲學、理論、中國化的佛教制度以及歷代祖師、大德、包括菩薩在內的種種演說、著述等等,都不在“佛學院”學習和教授的內容范疇。從而造成佛與菩薩、祖師乃至歷代為佛學嘔心瀝血、殫精竭慮的佛弟子之間的重大而嚴峻的區隔。因為我們是“佛”的學院,而不是佛教學院、佛學學院、菩薩學院或大師學院等。

    從上述分析的角度上來說,我們不難從中看出,這樣的斷句結果,必然造成現今“佛學院”在現實的課程設置以及教學內容上的自相矛盾,因為很多“佛學院”中開設的課程和教學內容,佛經、戒律(佛陀遺留下來的言教,只有經典和戒律)的比例只占教學內容的30%,而其中70%的課程、教材都是自古以來很多菩薩、大德的論書、著述,以及印度中國的佛教歷史、普通的文史哲、外語課程等等。因此第一種為“佛學院”進行“斷句”的方式,就是事實上的名不副實、郢書燕說。而且“學院”的名稱雖然從某種角度上避免了將佛教教育機構降格為普通的high school,從而升級為類似于世俗的college,但是college的叫法真的符合佛教院校的自我期許嗎?畢竟哪個“佛學院”不是將自己的教育機構設定為培養“承先啟后、繼往開來、續佛慧命、光大正法”的大德高僧呢?因此我們完全可以斷定這樣的“斷句”方式一定會存在“名實”之間的重大邏輯漏洞和現實當中的巨大張力。

    就算這樣的命名未必能夠削弱佛學院的影響力與知名度,但是它也一定會在三個緯度方面,形成人們絕對不想看到的結果。其一、陷入唐太宗所說過的“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取法乎中、僅得其下”的惡性循環。其二、學院的名稱設定恐怕也會違背所有佛教信眾心目當中的最高期望值、最大公約數。因為廣大佛教四眾并未預想“佛學院”培養出來的僧寶,只是成為college式的中等佛教教育結果。而是殷切的企盼圓滿走出佛學院的僧寶,都能成為“宗教兼通、學修俱佳、住持三寶、嗣芳教法”的圣道棟梁。至少應該成為社會大眾欣慕、艷羨的University式的人才。盡管University畢業出來的學生,只是全球高等教育系統當中的中間環節(后面還有碩士、博士、博士后)。其三、目前中國境內的部分“佛學院”已于若干年前開始啟動佛學專業的研究生、博士生教育,有的“佛學院”中的研究生教育已然開展十幾年了,并且培養出來的佛學專業研究生已達100多人,如果當前的佛教教育機構仍然停留在“佛學院”的稱謂上,那跟事實上的碩、博教育就會形成名實不相副、求貢不相稱的尷尬局面。試想哪個世俗學院的教育機構還在原有基礎教學上設有研究生、博士點?由此看來現今的中國所有定位高等佛教學府的“佛學院”已經到了應該為自己正名(重新命名)的關鍵時刻了。

    其次,如果我們將此名稱斷為“佛學”院的話,我們固然能夠化解佛陀的言教與弟子之間論述的對立與緊張,也能包含和融入印度部派佛教、大乘佛教、秘密佛教等后世的“如理如法、契理契機”的演繹,以及佛教中國化后的一系列豐富成果與多元成績,同時各個“佛學院”在課程設置、教學內容上也能有效的消弭,由于第一種斷句給“佛學院”帶來的操作上的難題,而且也能有效規避“掛羊頭、賣狗肉”的貨郎心理與小販思維。但是我們可能又不得不面臨第二種斷句帶來的或許更為難解的問題,那就是“院”字真的能夠準確代表一個專門從事教育的機構或科研院所嗎?特別是從事定向培養、錘煉“紹隆佛種、弘宗演教”的法門龍象、教內脊梁的佛教院校呢。

    “院”字在千年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引申義業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不過不管該字如何延伸、發展和與時俱進,我們仍然可以透過現代工具書,捕捉到“院”字具有如下完整的五義。

    (1):本義:是指“圍墻、院子和房屋”

    (2):延伸義:現代演變成政府機構或組織,如:法院、醫院、戲院、博物院等,古羅馬時期尚有“元老院”;英國還有“貴族院、平民院、美國、日本還有參議院、眾議院”等等。

    (3):國家義:重要的國家機構有:國務院、中科院、社科院等。

    (4):現代義:如醫院、電影院等

    (5):演義義:如美容院、妓院等

    可見,“院”字不能代表一個成熟的教育機構,特別是宗教的教育組織,因為上述論證的“院”字五義當中的A、B、C三義,只是指代院墻、政府組織、國家機構,并不是確切的專指一個文化教育或宗教教育的組織結構;五義當中的D 、E二義一個是屬于醫療機構、娛樂場所,一個就是屬于美學范疇、尋歡場所。與文化教育、傳授知識、教給技能、明德惟馨、陶镕鼓鑄、百卉含英的教育系統格格不入、方枘圓鑿。“院”字代表的A、D低端化的原始義、現代義,只是描述一種地理方位范圍和社會服務行業,而不是必然、精準地指向社會教育、宗教教育和塑造人格的育人系統。

    此外,如果我們再從佛教教育的根本目的和本質規律上講,這樣的冠名方式或名稱預設,可能也不符合佛教教育的基本要求和核心宗旨,因為所有的佛教院校均是以“解行并重、定慧相資、成佛作祖、人天師表、”為終極目的。而“院”字由于是一個存在多元指向意義的復雜概念,同時又在歷史當中毫無征兆的跌落成為一個普通乃至庸俗的詞匯,用它來指向熔鑄佛門俊杰、錘煉教界領袖、提掇后昆法子的全國佛教傾心打造的佛教院所,似乎是在不經意間就將高雅、宏博、淵深、曠古的佛教文化、佛教教育,刻意打扮成一個凡塵閑宵、娑婆世界人人皆可登堂的戲說調侃之地。

    綜上所述,無論我們如何來為現行的“佛學院”名稱進行斷句,都會造成“名實”之間的種種問題。過去二十多年的佛教教育雖然已在“佛學院”的軌道上成功的運行了下來,從可以預見的未來若干年中應該仍有某地、某寺佛教教育繼續沿用“佛學院”的名稱,但是若從佛教教育長遠、健康、合理、高標的視角運思,為定位高等佛教學府的教育機構重新進行名實相符、表里如一的“冠名”,從而徹底杜絕筆者上述言及的相關問題真正退出歷史舞臺及其有效化解其所攜帶的歷史局限性。或許正是當前中國佛教教育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之一。

    臺灣及鄰國日本佛教教育實證:殊途同歸的佛教大學

    與此同時,我們不妨再把佛教教育的視野擴大一下,橫向比較我們鄰國的日本和我國的臺灣在佛教教育機構的命名上與我國的佛教院校有著什么樣的區別以及這些命名準確的佛教院所的當今狀況。

    臺灣只是一個擁有2000多萬人口的小省份(與大陸特大城市相比),目前擁有的佛教教育機構不下20多所,其中最有影響力、最有知名度和最有全球性眼光,而且是以大學命名的佛教教育院所就有六所,它們分別是:華梵大學、玄奘大學、法鼓佛教學院、慈濟大學、佛光大學和中華佛教研究所。以上六所具有全球影響力的佛教院所,不但師資力量眾多、支持存續的資金雄厚、每年報名參考的學子源源不斷;而且它們幾乎依然成為臺灣選讀佛學的首先院校。盡管臺灣也有一些以佛學院命名的教育機構,但是由于一直存在師資的流動性大,生源極度缺乏以及諸多其它的因素,很多佛學院早已面臨難以為繼、無法招生、閉門歇業的窘境。雖然導致這些佛學院無法生存與繼續發展下去的原因很多,但是一個不容否定的客觀事實,恐怕是與“佛學院”這種冠名存在的“斷句“、”名實“之間難以理清的混亂關系,以及臺灣出家生源依據“佛學院”這樣的名稱,過低評估這些“佛學院”的質量、規模、檔次、條件和科研水平。從而選擇更加知名、正規和高規格的佛教大學乃至研究所,作為自己探索信仰、聞思經教、法隨法行、現證佛法的理想場所。

    日本是個較為發達先進的東亞國家,由于自明治維新以后沒有受到較大的內部戰火波及,日本的文化教育獲得了長足的、持續的發展,而有關佛教的教育也相應的伴隨著日本高等教育同步進化,業已成為日本高等文化教育中的重要一環和不可或缺的文明元素,更是日本人文學科領域內的一門科研顯學。迄今為止日本國民和政府并未并將佛教視為或有或無、低級異端、需要遏制、阻礙進步的文化糟粕,相反,他們卻在佛教思想、理論、哲學、文化、價值中挖掘、整理出了有益、促進社會進步、國家繁榮、人民安康、團結和諧的重要文化力量、思想資源和精神動能。

    據不完全統計,現在日本佛教學會和研究會共有五十四個,著名佛教大學十二所,公開出版的“高水平、高質量”的佛教報紙三種,佛教學術研究刊物二十四種。培養、誕生、涌現出諸多具有世界影響力的教授。1868年日本明治維新以后,佛教大學、研究所和學術界開始借鑒、汲取西歐近代學術研究方法與成果,從歷史學、社會學、文獻學、哲學和考古學等角度,對佛教的起源、教義、經典、歷史、哲學等學科進行分門別類的系統研究,取得了豐碩的學術成果,出版、發行了大量的學術研究專著、論文。始終占據全球佛學理論、哲學、思想、義學研究的前沿陣地。

    上述眾多出自日本且具有國際影響力量和學術引領作用的專家、學者、教授,既不是以哪個小寺廟為主要培養力量培養出來的專業人才,更不是以哪個“佛學院”為條件、為基地、為后援、為磐石培養出來的佛教學者。因為自從明治維新以后,日本雖然非常重視佛教教育的發展與建設,但是他們并沒有像中國一樣以“佛學院”的名稱來為專門的佛教教育機構或組織冠名,而是都以University(大學)來直接命名的,有的佛教專業直接并入University的某個院系。從這個角度上講,日本從頭到尾、自始至終并未出現“佛學院”這樣的佛教教育形態。“佛學院”這樣的佛教教育形態只能是中國在特定的歷史時期,迫不得已的選擇、因應時代的權宜之計,而冠名背后存在的“斷句”、“名實”的之間難題,也應該成為已經發展30多年的中國佛教院校需要思考和反思的重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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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編:邢彥玲 PFO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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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海法師:閩南佛學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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