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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者:“感應舍利”的出現為何是“必然”


    來源:鳳凰佛教綜合

    因為地理范圍的擴大,釋迦的有限“靈骨”已經不可能再在這樣廣大的地域范圍內繼續“分”下去,于是,“感應舍利”的出現就成為必然。

    編者按:佛舍利信仰之本質,是一種“靈骨崇拜”,它與一般的圖像崇拜有很大的不同,因為佛舍利不是能隨意造作出來的。隨著“佛教地理圈”的擴大,“佛舍利”的“分之又分”就成了一個必然要采取的措施。吉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尚永琪在他的文章“佛舍利崇拜的地理困境與感應舍利之起源”中認為,當“佛教地理圈”擴大到一定的范圍,“舍利崇拜”面臨“被崇拜物”缺失的尷尬境地,因此,“感應舍利”的出現就成為必然。鳳凰網佛教頻道佛教觀察家欄目編輯文章如下:

    吉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尚永琪(圖片來源:鳳凰佛教 攝影:桑吉扎西)

    佛舍利信仰之本質,是一種“靈骨崇拜”,它同一般的圖像崇拜是有很大不同的。佛舍利不是能隨意造作出來的,所以對“佛舍利”的“分之又分”就成了一個必然要采取的措施。隨著佛教的傳播,佛舍利信仰的“佛教地理圈”也必須要隨之擴大。

    對于佛教崇拜的發展歷程與階段,梁代高僧慧皎在《高僧傳》中說得很清晰明了。慧皎根據佛經和僧史典籍列出的佛教美術發展序列是:釋迦牟尼在世時優填王、波斯匿王分別制作了旃檀和金瑞像,隨后有釋迦涅槃、八王分舍利、阿育王造塔、阿育王女圖寫佛容、佛像東來等。但是,美術考古的結論是,佛像的出現是佛教崇拜美術發展中的最后一個序列,也就是說,崇拜的偶像序列應該是:釋迦涅槃、八王分舍利、阿育王造塔、阿育王女圖寫佛容、佛像東來。佛像是在1-3世紀的犍陀羅和秣菟羅地區才出現的,在此之前,為了崇拜和供養的需要,佛舍利的“分之又分”和舍利塔的崇拜就是必然的選擇。

    “八王分舍利”,是在釋迦佛陀誕生地、傳法地、涅槃地這個“佛教地理”范圍內興起的最基本的“靈骨崇拜”。這種崇拜的局限性就在于只能限于這個地理范圍內,將佛舍利信仰與崇拜擴大至整個印度大陸范圍的轉折點,就是阿育王造八萬四千塔遍分舍利的歷史事件。

    阿育王(約前304-前232)是印度孔雀王朝的第三代君主,頻頭娑羅王之子,是印度歷史上最偉大的一位君王。他發動了一系列統一南亞次大陸的戰爭,曾征服過濕婆國等,規模最大的一次是公元前261年遠征孟加拉沿海的羯陵伽國的戰爭。這次戰爭使孔雀王朝基本完成了統一印度的大業,但也造成了10萬人被殺、15萬人被擄走的人間慘劇。這一戰是阿育王一生的轉折點,也是印度歷史的轉折點。阿育王被伏尸成山、血流成河的場面所震撼,深感痛悔,決心皈依佛門,徹底改變統治策略。阿育王向佛教僧團捐贈了大量的財產和土地,還在全國各地興建佛教建筑,據說總共興建了84000座奉祀佛骨的佛舍利塔。是否有這么多佛舍利塔被建,不得而知,但是,此后無論在印度大陸,還是遠在東方的中國,都將發現的“佛舍利”歸之于“阿育王”。

    印度大陸將發現的佛舍利歸之于阿育王塔的例子,唐玄奘在《大唐西域記》中有很多記載。根據佛經的說法與歷史文獻中的記載可知,阿育王所建塔是不會超出印度大陸范圍的,只不過是在印度孔雀王朝疆域內的一次弘揚佛法的舉措。然而,遠在亞洲東方的中國卻發現了阿育王佛塔,可見這種“佛舍利”分之又分是一種被持續使用的策略。

    阿育王建立寶塔供養舍利的傳說,大約在4世紀以后就在中國很流行,尤其江南和山東地區。南朝劉宋的宗炳(375-443)寫了《明佛論》這篇著名的文章,其中就提到了在山東臨淄就有阿育王寺的遺址。唐代道宣編集的《廣弘明集》則記載各地共有阿育王塔17處。僧史文獻中記載有在江南發現阿育王塔的事情,見于《高僧傳》卷十三《釋慧達傳》。釋慧達是東晉僧人,本名叫劉薩河,并州(治所在今山西太原)西河離石人,年輕的時候喜好打獵,31歲時忽然莫名死去,死去一天之后又活了過來,據說見到了地獄的種種苦厄,于是跟隨一高僧出家作沙門,法號慧達。

    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慧達的老師讓他到會稽(今浙江紹興)吳郡去尋找阿育王塔和阿育王造像。東晉寧康(373-375)中,慧達來到京師建康(今江蘇南京),住在長干寺。在此之前,晉簡文帝在長干寺造了一座三層塔,塔成之后,每天晚上都會放光,頗具吉祥之相。而慧達發現此塔剎最高處放出來的光色最為妙色吉祥,于是便去塔下誦經禮拜。入夜時分,當見到塔剎有瑞光發出時,就告訴寺僧,一起到塔下發掘,結果在入地一丈多的地方挖出了三塊石碑。中間的那塊石碑下放置著一個鐵函,打開之后,鐵函中又有銀函,銀函里放置金函,金函里有三顆舍利,還有一爪甲及一束頭發。頭發長數尺,卷則成螺,光色炫燿,這樣的頭發顯然就是佛陀的螺發。高僧大德們一致認為,此處就是周敬王時期阿育王修造的八萬四千塔中的一個。于是,又在舊塔之西,又新造了一個塔安放佛舍利。到了晉太元十六年(391),孝武帝將這個安置舍利的塔加建為三層塔。

    僧史文獻中關于在江南發現的阿育王塔舍利與阿育王造像,都與胡僧傳道有密切聯系,晉咸和中(326-334)丹陽尹高悝在張侯橋浦里掘得一銅像,缺光趺,然而制作甚工,像前面有梵文“阿育王第四女所造”的題記,此像被放置在長干寺。不料很多年以后,有個漁夫在近海海口發現了一個銅蓮華光趺,正好可以安在長干寺這尊阿育王第四女所造銅像上。再后來,來了五個西域僧人,指認這尊像正是他們帶到江南的阿育王造像。

    “阿育王造塔”傳說在地理范圍上呈不斷擴大的趨勢,其目的就在于為“佛舍利信仰”拓展地理上的局限。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么《悲華經》會有“舍利散在諸方無佛世界,尋時變作摩尼寶珠”這個說法。從歷史發展的脈絡來看,這個說法不會是指“八王分舍利”之后,而是阿育王造八萬四千塔,遍分舍利之后。只有在舍利被這樣無限分之后,才會使得舍利信仰的“紀念性崇拜”色彩淡化,“靈異色彩”卻逐漸增強。這就是“八王分舍利”與“阿育王造塔”這兩種舍利崇拜所蘊含的不同立意所在。而這種崇拜到了中亞甚至中原之后,因為地理范圍的擴大,釋迦的有限“靈骨”已經不可能再在這樣廣大的地域范圍內繼續“分”下去,于是“舍利崇拜”陷入了地理界域膨脹而“佛陀靈骨”卻無法隨之膨脹的困境。“供不應求”的局面使得“舍利崇拜”面臨“被崇拜物”缺失的尷尬境地。于是,“感應舍利”的出現就成為必然,它橫空出世般的舍利產生模式解決了“缺失”問題,但卻使得“舍利信仰”被賦予了更加工具化的內涵。

    [責任編輯:邢彥玲 PFO003]

    責任編輯:邢彥玲 PFO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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