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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仁山為何被稱為晚清居士佛教“第一導師”?


    來源:鳳凰佛教綜合

    楊仁山不但建構了近代佛教“真信仰”的經典、學術與共同體基礎,而且也建構了近代中國“新學問”的一大價值源頭。

    編者按:楊仁山是中國近代著名的居士佛學家,他幾十年如一日,肩荷佛教在近代復興之大業。從創建“祇洹精舍”,搜羅佛典,刻經流通,到興辦新式學堂,以新學新式復興傳統佛教,進而培養出包括太虛和歐陽竟無在內的一大批時代精英與佛門將才,華東師范大學教授李向平認為,楊仁山的地位以及貢獻,不完全局限于近代“中國佛教復興之父”。李向平教授在他的文章《“新學者”與“真信仰”》中認為:楊仁山不但建構了近代佛教“真信仰”的經典、學術與共同體基礎,而且也建構了近代中國“新學問”的一大價值源頭。鳳凰網佛教頻道佛教觀察家欄目編輯文章如下:

    華東師范大學李向平教授(圖片來源:鳳凰佛教)

    近代中國,舉步維艱,楊仁山居士對此深有感慨,就“目前世界論之,支那之衰極矣,有志之士,熱腸百轉,痛其江河日下,不能振興”。在此時代危機之中,楊仁山曾萌發實業救國思想,然在他兩度出訪英、法,考察其政教與工業之后,楊仁山以為“泰西各國振興之法,均有兩端,一曰通商,二曰傳教。通商以損益有無,傳教以聯合聲氣。我國推行通商者,漸有其人,而流傳宗教者,獨付闕如。設有人焉,欲以宗教傳入各國,當以何為先?統地球大勢論之,能通行無悖者,莫如佛教”。因此從實業救國的固有觀念之中發現了救國須先救教,至于救教,則以振興佛教為要。然而,鑒于江南久歷兵燹,加之太平天國之亂,佛法衰敝、經書難覓,楊仁山“深究宗教淵源,以為末法世界,全賴流通經典,普濟群生”。

    作為近代金陵刻經處之開創者,晚清居士佛教之“第一導師”楊仁山,以儒釋道三教同源為前提,對孔子和顏回大力贊賞,而對孟子及宋儒則有所批評。實際上,這些思想觀念自今日觀之,具有以國學方式來復興佛教的意義,把佛教與國學予以緊密地聯系起來。

    楊仁山被尊為中國近代佛教的先行者和振興者,不但以其創辦金陵刻經處的弘法事業而聞名于世,其精印、廣為流通佛經、創辦“祇洹精舍”培育佛教人才、為推動近代中國佛教的復興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更加重要的是,楊仁山的以其金陵刻經處及其講學論道的方式,建構了近代中國居士佛教的基本格局,從而使“居士佛教”系統成為近代中國社會文化的重要層面。

    在大乘佛教精神鼓舞下,楊仁山第一次提出了“佛教興國論”。正是基于他的“佛教興國論”,他在《觀未來》一文中指出:“世間治亂,莫能預知,然自冷眼人觀之,則有可以逆料者,且就目前世界論之,支那之衰壞極矣!有志之士,熱腸百轉,痛其江河日下,不能振興。然揣度形勢,不出百年,必與歐美諸國并駕齊驅,何則?人心之趨向,可為左券也。不變法不能自存。既變法矣,不至登峰造極不止也。”接著,他用佛學的觀點,以問答的形式,闡明了“壞極而興”的道理,旨在喚起同胞的覺醒。同時,又指出西方“號為文明之國者,全仗法律鉗制,人心始能帖然”。其專志弘揚佛法,目的卻是在于拯救人心與世界。

    金陵刻經處門前,還看到門上掛著一塊牌子,上書“譚嗣同著書處”。梁啟超在《戊戌政變記》中說,甲午戰爭后,譚嗣同從長沙到上海、北京等地拜訪康有為而不得,遂遵從父命,在南京捐了個候補知府。這時,“金陵有居士楊文會者,博覽教乘,熟于佛故,以流通經典為己任。君(譚嗣同)時時與之游。因得遍窺三藏,所得日益精深。其學術宗旨,大端見于《仁學》一書”。梁還說:譚“需次金陵一年,閉戶養心讀書,冥探孔佛之精奧,會通群哲之心法,衍繹南海之宗旨,成《仁學》一書。又時時至上海與同志商量學術,討論天下事,未嘗與俗吏一相接。”難怪譚嗣同也有“作吏一年,無異入山”的感慨。從此敘述不難看出,楊仁山對譚嗣同思想的影響有多么的重要。事后梁啟超能夠寫出“佛教有益于群治”、“佛教是智信而不是迷信”的觀念,也應當與此具有深層的關聯。

    仁山居士因讀《大乘起信論》而入佛門,一生對此論推崇備至。他不僅堅信此論為馬鳴菩薩所作,而且認為華嚴宗的學說可追溯到龍樹、馬鳴,因而創建“馬鳴宗”,推廣這兩位大菩薩的學說。與此同時,楊仁山居士對凈土法門有極為深入的研究和獨到的見解。他強調,凈土法門應以觀想、持名兼修為上,以三經一論為津梁。然而,楊仁山居士的佛教信仰盡管提倡“教宗賢首,行在彌陀”,但卻主張八宗兼弘,培養出一大批卓越的佛學人才:譚嗣同專于華嚴,桂伯華精于密宗,黎端甫善于三論,章太炎、謝無量、梅光羲、李證剛、歐陽竟無均擅長于法相唯識。在楊仁山居士主持下的金陵刻經處,不拘一宗一派,特別是楊仁山居士通過南條文雄從日本尋回中國宋元以后失傳的隋唐古德著述三百多種,擇其精要刻印流通,使三論宗、唯識學等宗派均能得以復明舊義、宗旨重光、絕學恢復,近代中國佛教也從此走上各大宗派全面復興之路。此類復興佛教的觀念,實在是出自于近代新學者的視野與胸懷。

    祇洹精舍雖只辦了短短的兩年,但其標志著新式佛教教育制度、現代僧教育的開端,其采用的新式學校式的佛學教育,而非以往宗門授受的叢林制度。這就建構了“新學者”與“真信仰”之間深刻的內在關系。沒有前者,恐怕就沒有后者,更沒有近代佛教之革命。

    楊仁山居士1911年逝世后,歐陽漸受囑主持金陵刻經處。歐陽不負重望,和呂澂等人于1922年創辦“支那內學院”,實為近代佛教新學者產物。其與太虛大師創辦的武昌佛學院,成為近代佛學教育的兩大重鎮,對中國近現代佛教教育、學術研究產生了巨大影響。趙樸初因而有如下評價:“近代佛教昌明,義學振興,居士之功居首”。

    當時在金陵刻經處的就學者雖只有十數人,卻為中國近代佛教、近代新學種下了革新的種子、學術的底色,同時也為居士佛學的再度振興打下了深厚的基礎,為中國新學、佛教文化的研究開辟了一條通向現代化的道路。這些學者也多成為其后50年佛學界的領袖或俊才英杰。

    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說:“前清佛學極衰微,高僧已不多;即有,亦于思想界無關系”;但是后來卻出現了龔自珍、魏源和楊文會等一代宗師。所以他認為佛學是晚清思想界的一條“伏流”。梁之所以把楊仁山與龔自珍、魏源相提并論,是基于以下的判斷:楊“文會深通‘法相’、‘華嚴’兩宗,而以‘凈土’教學者。學者漸敬信之”。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學者除了楊的早期弟子譚嗣同之外,主要有康有為、梁啟超、章炳麟等人,“故晚清所謂新學家者,殆無一不與佛學有關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會”。從這些評價中不僅可以看出楊氏在晚清思想史、學術史上的地位,也可以看出梁啟超所謂“佛教本非厭世,本非消極,然真學佛而真能赴以積極精神者”,譚嗣同外,楊仁山也可以算是一個。以往討論楊仁山、近代佛教革命往往局限于或偏向于佛教的復興,但卻忽略了近代新學與佛教革命的互動關系、相輔相成的社會機制,以為佛教就是佛教而已。

    可以說,楊仁山開創的“新學者”與“真信仰”之互動機制、雙重建構的方法與理論,即把近代佛教的復興、真信仰的建構同時視為近代新學運動的一個主體、一個主流,把佛教思想及其學術研究置于近代新學的運動與思想潮流之中。

    正因如此,居士佛教、新學者、真信仰、佛教救國論、佛教的群治觀念、佛教是智信而非迷信、佛家學說中如“平等”、“無常”、“無我”等觀念的倡導,能夠淵源于楊仁山,能夠出自于太虛的佛教革命思想,遠非當下佛教界局限于心性清凈、茶禪一味所能想象的事情。

    [責任編輯:邢彥玲 PFO003]

    責任編輯:邢彥玲 PFO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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